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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部分（第2页）

之外。

从陈独秀开始，“现实主义”的概念就和这种对社会－政治的关怀难分难

解地纠缠在一起。正如他在文学革命的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现实主义的意

思基本上就是对社会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与一种简单、生动、通俗文体的结合。

②邦妮？S。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1919—1925　年》，第　256　页。关于周作人对

古代希腊文化的兴趣，参看王靖献：《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崇奉》，《译文》，7（1957　年春），第　5—28

页。

①麦克杜格尔上引著作，第　254—255　页。

①麦克杜格尔上引著作，第　97　页。

它首先是被用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以粉碎老传统对中国文学的束缚，同

时重新规定出新文学的性质与任务。正如“为人生的艺术”这个口号所说明

的那样，新的要求是创作反映当前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受文学或文化传统

的人为的中介作用而描述实际的生活经验。有了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目的，

五四时期提倡现实主义的人们，从来就不曾打算将现实主义的原理当作规定

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或分析方法的纯艺术准则。２０　年代初期产生的“现实主

义”文学，和巴尔扎克或福楼拜的作品相差十万八千里；它们不是现实的客

观反映，而是“通过十分主观的自觉意识折射出来的现实”。②

中国接受自然主义似乎也带有主观主义的特点（自然主义在中国常和现

实主义混用）。在这方面，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很可能更直接地继承了日本的

遗产。本世纪初，自然主义在日本特别流行。但是像左拉那样强调社会决定

论和科学的客观性，对日本作家来说，是过于粗暴，难以接受。于是就将“自

然”一词的含义巧妙地加以曲解，自然主义“就被解释为内心反映和与客观

现实不相干的人类‘天性’的主观表现的原理”。①当茅盾在　１９２２　年发表的

著名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将这一概念旁征博引地介绍到中国

来的时候，这一主观的“偏见”也被保留了下来；在左拉的“绝对客观性”

和龚古尔的“部分主观的自然主义”之间，茅盾更喜欢后者。②

茅盾写这篇文章（发表于新改刊的《小说月报》）的本意是针对鸳鸯蝴

蝶派小说的，他讨厌这些小说哭哭啼啼的伤感主义；因此自然主义可以提供

一种必要的消毒剂。茅盾完全明白自然主义有一种夸大邪恶和包含宿命论与

绝望的“坏”倾向。但是他根据文学进化论，认为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

“中国作家必须首先经历自然主义的洗礼”。③

直到十年以后，茅盾才开始实践他所提倡的东西。当他最后写作自然主

义的长篇小说《子夜》的时候，他对诸如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和企业管理这些

“客观”的细节，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这是他精心研究的结果）。但是在　３０

年代早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已经经历了明显的变化。２０　年代初那种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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