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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了,你身体还好吧?”章士钊十分激动,连声说:“好,好,还好!”便问毛泽东:“你担负这么大的责任,身体也好吧?”毛泽东笑着说:“还过得去,现在条件比过去好了,身体也没什么毛病了。”
坐下后,毛泽东深情地回忆起20多年前的往事,就1920年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之事向章士钊表示感谢。原来,1920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到达上海后,出国经费发生困难,毛泽东便找到了正在上海的湖南老乡章士钊,向他求援。章士钊十分同情他们,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款项,解决了这些年轻人赴法留学的经费。多年来,毛泽东一直铭记在心,重庆谈判时见到章士钊提过此事,现在再次提起,表示感谢。毛泽东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我一定会还给你。”
接着,毛泽东向章士钊通报了共产党关于和谈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希望他为国内和平作出贡献。章士钊表示一定尽力。随后,毛泽东留章士钊吃了饭。
第二天,章士钊离开西柏坡,毛泽东又亲自前来送行,并拿出一封给李宗仁的亲笔信,托他转交。从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的身上,章士钊感到了共产党人朴实无华和真诚待人的品格,这些,都使章士钊内心深受感动,暗暗下定决心,为国共两党和谈的成功作出最大的努力。
2月24日,章士钊离开北平返回南京,通过他们的北平之行,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和平诚意与原则立场,为两党的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4月1日,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抵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正式和谈。章士钊作为代表团的六位代表之一,第二次来到了北平。
为了推动谈判的进程,正式谈判之前,毛泽东分别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个别商谈。
4月8日,毛泽东会见张治中。4月9日,毛泽东会见章士钊与邵力子。在会见他们两人时,毛泽东再次阐述中共对和平的诚意与原则立场。对一些具体问题,章士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蒋介石现已下台,战犯的名字,是否可以不列入条文?”毛泽东当即表示:为了减少谈判代表的困难,可以不将战犯的名字列入条文。并提出,和谈方案应由中共方面先拟出,再正式谈判。章士钊表示赞同。
毛泽东在与代表团成员的单独会见中,通过开诚布公的晤谈,原有的一些差距慢慢缩小,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为正式开始的谈判扫清了障碍。
正式谈判从4月13日晚9时开始,通过两天的艰苦谈判,到4月15日晚,终于通过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谈判陷于破裂。章士钊对此十分痛心,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骗局。同时,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在报上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的战争罪行。
国共和谈破裂后,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代表回去。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考虑到,南京代表与中共谈判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违背了蒋介石的意志,回南京后,必为蒋所不容,因此,想让他们留下。为此,周恩来亲自到六国饭店代表团驻地挽留,周恩来恳切地说:“无论你们回南京、上海和广州,国民党特务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周恩来情真辞切,令代表们十分感动,章士钊与邵力子当即表示不回去,在他们带动下,其他代表也同意留下。当南京政府的飞机来接他们时,代表团成员无一人回去。
章士钊留在了北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和平解放的工作,从此,
他的人生历史,也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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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代表章士钊(3)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并担任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他闻鸡起舞,全心全意服务于新中国,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而忘我工作。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章士钊始终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从50年代起,他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的关系,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统一的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任务后,章士钊更是深受鼓舞,他主动向周恩来请缨去香港,找过去的一些旧关系,做蒋介石的工作,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
对于章士钊的要求,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研究与讨论,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去香港试试是可行的,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派章士钊到香港去做统战工作。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章士钊带到香港,想法通过各种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中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他先会见了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这个许孝炎是湖南沅陵人,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时期,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参政员,常在一起开会,平时交往密切,关系甚好。抗战胜利后,章士钊去了上海,许孝炎在南京,见面机会少了,后来,许孝炎逃往台湾,章士钊留在大陆,好几年没有见面了。这次香港会见,分外亲热,章士钊向许孝炎谈了中共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托许孝炎转交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
许孝炎听后,感到事关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经过一年认真考虑后,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说有要事相商。于是,许孝炎急忙飞回台北,在“总统府”,蒋介石与许孝炎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说完后让许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了一下,当即提出三个人选,请蒋介石从中决定一人。这三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现任台湾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通过反复权衡后,选择了宋宜山。于是,蒋介石将到北京探听虚实、打开国共僵持局面的任务交给了他。
这个宋宜山是蒋介石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也是湖南人,还是国民党名将宋希濂的哥哥,与国共两党均有关系,可谓是蒋介石的最佳人选。
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到广州,再乘火车到达北京。章士钊亲自到车站迎接,并陪同宋宜山参观了北京的工厂、农村。应宋宜山的请求,章士钊还陪他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访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弟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生活得很好,也十分放心。在此期间,周恩来专门约见了宋宜山,与他进行了亲切谈话。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也会见了宋宜山,与他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等问题进行了具体会谈。所有这一切,都给宋宜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返港后,向蒋介石汇报,使已经开始了的接触能够继续下去、发展下去。章士钊的辛勤劳动,看来要有所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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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代表章士钊(4)
5月里的一天,宋宜山回香港,章士钊到车站送行,他握着宋宜山的手,情意深长地说:“希望再见到你的,是你陪同国民党更高的官员前来谈判。”宋宜山笑了,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会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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