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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3页）

他呢？也拿腔做势，对这发“指示”，对那也发“指示”。

我从一大堆档案中，找到一九七○年春节前——一月二十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百货一店时的“指示”。那是张、姚当年趾高气扬的真实记录，现照录于下：

（在玻璃、搪瓷部）

姚文元：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

张春桥：这种花布给铁梅、小常宝（引者注：铁梅、小常宝分别为“样板戏”《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穿了，象什么样子？这样的花布，与欣欣向荣的祖国多么不相称！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产了吧，牡丹花是富贵花！

（在毛巾、手帕部）

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实又柔软，花色也最朴素。

张春桥：手帕的问题很大。现在把资本主义国家最坏的东西搬迸来了，把我们要打倒的东西都拾进来了，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象林风眠的黑画！

两位“大批判专家”，居然在百货商店里批这批那，简直是乱批一气，近乎胡闹！

其实，他们并非信口雌黄。两位“左”公，是以“左”眼看待一切。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不由得勃然大怒。张春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一个多月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姚文元学着张春桥的腔调，对外贸部作为出口画广告的《中国画》册，进行“批判”：“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

《中国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在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这幅《迎春》画，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用“左”眼看《迎春》，居然写下这样的批示：

“公鸡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那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

一只公鸡，一丛迎春花，如此简单明了的画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的“极端仇视”？！

徐景贤紧跟姚文元，说那只公鸡“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于是，一个“黑画展览”在北京举行，一个“批黑画”浪潮推行全国。那些“批判”，可收入“笑林新编”之中……

“两面派”和“暴发户”

大抵是“人贵言重”的缘故，自从姚文元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之后，虽然一篇篇重要的社论、报道都要经他的秃笔斧定方可见报，而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几乎从报刊上消失了。他退到幕后，用各种各样的“批示”作为口令，导演着幕前的一切：

一九七二年底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一系列“左”的文章，发表一系列宣传左倾思潮的社论；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令《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加了“编者按”，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加了“编者按”，在全国掀起批判“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令《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长篇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江青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社论，登文章，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猛攻周恩来；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复出，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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