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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物价象火箭般腾飞。读者连肚子都喂不饱，哪有钱买书？书店的生意日趋萧条，上海各出版社、书店都挣扎在死亡线上。

作家书屋也几乎不印新书了。门市部门可罗雀。

就在这艰难时世，姚蓬子却渐渐变阔了：本来，一直穿一身破西装，如今添了崭新的狐皮袍；本来，一直跟店里职工一起吃“大锅饭”，如今另起小灶……

解放前夕，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了：姚老板要搬家啦！

姚老板要搬到哪儿去呢？

原来，上海一个大资本家叫林伯辉，在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新造了一批三层楼房，名曰“林村”。姚蓬子居然拿出灿灿金条，买下“林村”的一幢三层楼房，全家搬了进去！

姚老板怎么会这么阔起来的呢？

原来，他不再靠印书赚钱。他靠着宣铁吾、吴开先，大量购进平价纸，然后以议价在黑市抛售。转手之间，赚了大钱！

姚蓬子居然请得动宣司令大驾，在作家书屋楼上打麻将！打麻将时他常常输，把一沓沓钞票塞进司令的衣袋。自然，司令也就更加殷勤的关照他了。

姚蓬子也给自己留下后路。他跟冯雪峰打交道，跟潘汉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类聚的缘故，丁玲前夫冯达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这时与他常来常往。

据楼适夷四亿，他回到上海，也曾去过作家书屋。在他的印象中，这时候的姚蓬子显得异常忙碌。姚蓬子的桌子上，装了几部电话机。这位诗人已毫无写诗的灵感，却忙着在做投机生意——不光是倒卖纸张，也倒卖黄金、公债、股票。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生意。

这时的姚蓬子，成了道道地地的奸商！

脸阔了，手宽了，姚老板对职工依然那么刻薄。作家书屋的一个老职工生肺病死了，姚蓬子把他一脚踢开，什么“抚恤金”，没门儿！

姚蓬子虽说发了财，却成天价双眉紧锁，没有一丝笑脸。每天打开《申报》，愁云便飘上他的心头：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步步得胜，眼看着便可唾手而得中国大陆，上海迟早要落入中共手中……

他，忧心忡忡。他曾听说，前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搞过肃反，对叛徒是毫不手软的。

眼下，国民党政府大厦已摇摇欲坠，不能再作为靠山了。他，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纵然手中有钱，日子也是难熬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般的书店老板，他有着那样一段抹不掉却又令人心焦的历史。

心境不好，使他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他就要发一通无名火。

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独养儿子姚文元身上，望子成龙。

在姚文元之后，周修文生过二女一子。

大女儿叫姚文华。

二女儿是在一九三七年生的。生下不久，正值“八·一三”日军突袭上海。姚蓬子把出生才几个月的二女儿送回诸暨老家。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二女儿死于脑膜炎。

来到重庆之后，周修文生下一个儿子，曾使姚蓬于兴高采烈。这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染上麻疹，转为肺炎，死了。

于是，姚文元成了姚蓬子唯一的儿子，成了他的掌上明珠。

姚蓬子为儿子操碎了心

虽说姚家离“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今大同中学）颇远，但那是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为了儿子的前途，姚蓬子让姚文元从重庆中学转入大同附中，每天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也毫不顾惜。

儿子进了“大同”，姚蓬子总算放心了。儿子居然在课余还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亲所企望的和儿子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做作家，做大作家。尽管姚文元跟父亲一样，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子——姚蓬子毕生没有写出过好小说，姚文元毕生没有发表过小说。

一九四八年寒假里发生的一桩事，使姚蓬子深为不安……

那是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大同中学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来到了作家书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学校去。

姚蓬子以为儿子返校开什么会。不料，第二天，儿子很晚才回家，说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盘问，才知道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那时，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由于学校的“训导处”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上海同济大学全体同学从一月十八日起实行罢课，并决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一月二十九日，上海二十七个学校五千多名学生云集同济大学，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派出三千多名军警前往镇压，逮捕二百多名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生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济学生的二十七所学校之一。这一学生运动发生在一月二十九日，称为“一·二九”事件。

“胡闹！”姚蓬子听说儿子被同学拉去参加游行，颈部根根青筋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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