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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虽然，将近十来个年轻人，还有那位系党总支书记和里弄干部，都证明看过“红小兵”的检举信，都说信是确实有的。但是姚蓬子不信，说这些人都在那里“炮打中央文革”！

沸沸扬扬，一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

就在“劲松”和另一个战斗队召开“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翌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只得按照姚蓬子的要求，在他家的大门上，贴上红纸头，醒目的标题三个字：《道歉书》！

姚蓬子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红纸头前嘟嚷道：“哼，连锣鼓都不敲，算什么‘平反’？人家贴红纸头，都是敲锣打鼓的！”

“劲松”战斗队终于解散

自从“平反大会”旗开得胜，“劲松”战斗队军威大振。姚蓬子益发趾高气扬，动不动斥责党员干部是“特务”、“狗腿子”、“国民党”。

“劲松”战斗队的油印机也哗啦啦地印得欢，传单的印数与日俱增。前来索取传单的，交换传单的，门庭若市，其盛况不亚于当年作家书屋的门市部。

就在“劲松”们“劲”头十足的时候，忽然，一张大字报贴上门来，如当头一棒。

其实，那张大字报写得挺简单，而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劲松”战斗队。

那张大字报，只不过全文抄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总共六条，人称“公安六条”。大字报在“公安六条”下面，加了一句：“凡符合”公安六条“的，不许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贴在“劲松”战斗队的门上，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劲松”战斗队沉默着，队员们双眉紧皱，躲在小房间里一筹莫展。

队长姚蓬子用双手托着下巴，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宣布退出‘劲松’战斗队！”终于，一位头发灰白的队员，打破了沉默。他说罢，站了起来，走出了“劲松”战斗队。

“我退出‘劲松’战斗队！”

“我也退出‘劲松’战斗队！”

又有两名队员一边说着，一边朝外边走去。

宣布自动退出“劲松”战斗队的人，越来越多。队长的双眉紧紧地拧在一起，拉住队员道：“就这么一张大字报，‘劲松’就散伙，太丢脸了吧！”

可是，队员们各怀心腹事，掂量着门上那张大字报的分量。

一九六七年三月，“劲松”战斗队终于宣告解散。

姚蓬子一脸沮丧，一蹶不振，再也没“劲”了。

没几天，他交来一张病假单，从此躲进小屋，不再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特别是当他听说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成立了“姚蓬子专案组”，他战战兢兢，食不甘，眠不安，生怕自己的底细有朝一日被用大字报公布出来。

他常常做恶梦，梦见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重演一九五五年那触目惊心的一幕……

然而，当他醒来，看见玻璃板下那张儿子一身戎装、巍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心中忽地又踏实了。

“炮打我姚蓬子，就是炮打中央文革！”他不住地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空虚、惶恐的灵魂。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说实在的，在上海师范学院，知道姚蓬子的底细的人，倒并不多。

认真点讲，姚蓬子并非上海师范学院的正式职工。他只是那里中文系的兼课教师而已，主讲中国小说史。中文系每月发给他一百元。“文革”开始以后，“停课闹革命”，上海师院也就不给他发工资了。他不属于上海师院教师编制之内，没有“教授”头衔，连“讲师”职称也没有。上海师院没有姚蓬子档案。

姚蓬子甚至可以说是个无职无业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他本是作家书屋老板。如果说，他有什么工作单位的话，那就是作家书屋。自从作家书屋在解放后关闭之后，他就靠定息和存款过日子。也写点文章，译点书，不过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专业作家。

自从一九六三年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课以来，他算是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工资收入。不过，他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那里并不过问他的政治情况，也没有审查过他的历史——因为他不属于那里的编制之内。

姚蓬子引起上海师院红卫兵的注意，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

那时候，上海师院五个群众组织——“红师院公社”、“千钧棒”、“东方红联络站”、“红卫战斗队”、“二二○起义部队”，联合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审查上海师院一个老教师的三十年代历史问题。

红卫兵们来到离上海师范学院只有几站路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那里收藏着大批三十年代旧报刊。

物理系的一个女红卫兵埋头查阅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一页又一页，细细地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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